杜牧的风格是“高调做骚客，低调做嫖客”，而另一位著名骚客白居易，则不但“高调做骚客”，同时也“高调做嫖客”。

“幸无案牍何妨醉，纵有笙歌不废吟。十只画船何处宿，洞庭山脚太湖心。”

这首《宿湖中》，是白居易当年在苏州做官时的狎妓诗。当时的苏州，是除扬州之外另一处著名的“红灯区”。在这个充满风花雪月、灯红酒绿的浪漫之都，不做嫖客，那是有损于骚客形象的。所以，白居易不但经常到妓院当嫖客，也时常把妓女召到家中会所中办公室中。这一次，则是直接带着妓女到太湖上玩耍。

湖光山色，月朗星稀，才子佳人，正合我意。白居易乐不思蜀，竟然在太湖中一玩耍就玩耍了五天。白天吟诗作对当骚客，夜晚，则搂着美女搞“船震”。怎一个爽字了得！当然，“独悦乐不如众悦乐”。白居易不想吃独食，他要把这份欢喜与朋友分享。于是，他兴高采烈地把这次太湖五日游告诉了他的“嫖友”元稹:“报君一事君应羡，五宿澄波皓月中。”

白居易以为元稹一定会羡慕他的这次“太湖五日游”。没错，元稹肯定很羡慕。但别忘了，做为同时代的骚客楷模，元稹在羡慕白居易的同时，也曾令白居易嫉妒。

白居易在杭州做官时，十分喜欢一个叫做玲珑的妓女，并经常带他自驾游。当时，元稹正在离杭州不远的越州做官。听说了玲珑姑娘的大名和她与白居易的故事后，便哄抬嫖价，花了一大把银子把玲珑请到了越州。白居易一个“太湖五日游”就向元稹嘚瑟，而这次，元稹对玲珑直接来个“包月”。本来希望元稹羡慕自己的白居易，忽然间就只有嫉妒人家元稹的份儿了。

当然，做为资深嫖客，“包月″一个玲珑姑娘那是远远不够的。

薛涛，不但是成都著名的青楼女子，更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。这样的复合性人才，怎么不令骚客加嫖客的元稹神往？所以，元稹每次到成都，都会与薛涛对酒当歌卿卿我我。一来二去的，二人已经深陷情网，不能自拔。薛涛为元稹写过多首情诗，元稹也没闲着，更是留下了“长教碧玉藏深处，总向红笺写自随”的名句。

这一次，元稹对薛涛可不是“包月”，而是“包年”，而且，一包就是七年。

唐代，是文人骚客的时代，也是文人嫖客的时代。或者说，没有嫖客，唐代的文人骚客的故事与形象，定然既不丰富，也不丰满。甚至可以说，正是因为唐朝的骚客们也是嫖客，才使得大唐的文化如此灿烂夺目，如此生机盎然。

遗憾的是，宋代以后，出于反腐倡廉的需要，官吏可以和妓女打情骂俏写诗填词，但决不允许动真格的了。到了明代，朱元璋更是明确规定:“官吏宿娼，罪亚杀人一等，虽与赦，终身弗叙。”到了清朝，官妓这个群体终于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也从此，我华夏大地上，再也不见了大唐的风采。

虽然没有了官妓，但不代表就没有了嫖客。被柳亚子称为“三百年来第一流”的龚自珍，不但是个思想家，也是个很称职的嫖客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龚自珍还能现身说法，以自己的嫖客经历丰富了他的政治思想。他认为，在许多地区，尤其是政治中心地区，不但居住人口众多，而且族群复杂，社会治理面临许多困难。过去的政府能“目挑心招”，募集大量女子入乐籍，那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捭阖之术，其目的，是为了“拑塞天下之游士”。游士，包括英雄豪杰，一旦沉醉于温柔乡中，便会玩物丧志，耗尽钱财，掏空身体，从此再无谋反之心，更无谋反之力。也因此，便会让帝王们江山永固，基业长青。

龚自珍不愧是思想家，他把嫖客的作用史无前例地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思想家，而是“XX群众"。所以，很多人的思想觉悟，也就达不到龚自珍的高度了。

清朝人顾公燮，写过一本叫做《丹午日记》的书。书中说:“国初有三妖:金圣叹儒妖，三茁和尚僧妖，王子嘉戏妖，三人俱不得其死。”顾公燮所说的三茁和尚是和尚，王子嘉是戏子。他们二人虽然职业不同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：嫖客。而且，他们不但是嫖客，更是淫棍，因为他们不但嫖妓女，更喜欢以良家妇女为猎艳对象。后来，这两位人间“妖精”因为“纵淫不法”的罪名而被捕入狱。但是，狱中的他们不但不认罪伏法，还百思不得其解趾高气昂地争辩说:“裤裆里的事，一个上司也管起来？”

因为“裤裆里的事”而犯罪的这两位“妖精”，最终还是被砍了头。但他们到死都没整明白，为什么因为“裤裆里的事”就被砍了头。其实，令两位人间“妖精”百思不得其解的这种事，并没有多么复杂，也用不着龚自珍们冥思苦想。因为，上司们，本来就是扯“蛋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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